重磅！中国碳中和将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转型

编者按：2021 年 3 月 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 （RIEco） 和 《国际经济评论》 编辑部组织召开“RIEco 政策圆桌会”，就碳中和对中国及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转型的影响进行深入讨论。以下为经过发言人审定的观点汇总。

导读：鉴于对市场经济机制的理解，我们有非常大的信心，碳中和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战略机遇，是对整个发展范式的重新定义和塑造。当然，挑战也是巨大的。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指出，绿色转型是一场生产生活方式的自我革命。

张永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

全球碳中和共识，标志着传统工业时代的落幕，一个新绿色发展时代的开启现在关于碳中和的讨论和研究非常多，总结一下大体有以下代表性观点。

第一，乐观派。这派观点认为，碳中和需要很多基础设施投资，将传统化石能源转换成新能源也需要数十万亿元的投资，这些投资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增长。这个判断大体是成立的，但其中有些绿色凯恩斯主义和技术工程的思维成分，并没有真正揭示碳中和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技术上可行的设想是不是在经济上真正可行，还需要很多条件。

第二，悲观派。这派认为，碳中和对中国来说压力太大了，现在中国化石能源占能源总量近85%，要把这么大比重的化石能源替换掉是非常困难的。传统行业转型的困难当然不容回避，需要政府采取很多针对性的措施。一些学者则担心，现在提出碳中和目标会不会影响中国完成工业化进程。这种担心，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传统工业化思维下看待碳中和问题，没有跳出传统思维框架。在我看来，在碳中和问题上，经济学家可能要避免“叶公好龙”。一方面，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不用担心能源和资源枯竭的问题，因为市场会自动催生新能源、新资源等；另一方面，当 2060 年碳中和目标提出来后，他们又对市场没有信心，不相信市场会解决问题。如果换一个角度，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实质上就相当于说，假定2050 年或 2060 年全球所有的化石能源将枯竭。在这个前提下，如何打造一个繁荣的新世界？如果这样看待碳中和问题，相信大家就不会那么悲观。

第三，绿色工业文明派。这派认为，现在有大量新技术、新材料，包括碳捕获技术、环保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等，在不改变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前提下，仅仅通过技术进步就能解决问题。只要加大科研创新力度，新技术就会解决环境问题。技术当然非常重要，但现在我们有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技术，却面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尽管新的技术解决了老问题，但又会不断有新的问题冒出来。最典型的是能源行业的“杰文斯悖论”，人们以为蒸汽机应用以后能源效率大幅提高，会带来煤炭消费的下降，但实际上煤炭消费反而越来越大。办公自动化也面临类似情况，很多人以为办公自动化会降低纸张需求，实际上反倒刺激了纸张需求。技术诚然非常重要，但技术至上的观点，可能很难解决如今可持续发展的危机。现在强调技术和创新，但很多人把创新简单归结为技术创新，对包括发展理念的改变、组织模式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强调得相对较少。

以上的代表性观点都各有可取之处。碳中和问题既是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背后又有非常前沿的理论问题有待解决。为什么会存在观点分歧？假如一个问题有一二三四五个环节，分歧虽然可能只是呈现在第五个环节，但实际上要回到问题的逻辑起点，需要在第一环节上达成共识。因此，关于碳中和问题，可能需要从问题的逻辑起点开始进行深入讨论。

中国提出 2060 年碳中和目标，表明了中国高层的政治决心。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市场预期，不管是挑战较大的行业还是新兴行业，政府部门还是企业界，他们都接受了碳中和目标。市场预期的形成非常重要，因为有稳定预期，大家就会采取一致行动，很多预期就会自我实现。虽然现在还无法准确预见从现在到 2060 年的 40 年时间会出现哪些具体的技术，以及碳中和实现的具体路径会怎样。但鉴于对市场经济机制的理解，我们有非常大的信心，碳中和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战略机遇，是对整个发展范式的重新定义和塑造。当然，挑战也是巨大的。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指出，绿色转型是一场生产生活方式的自我革命。

一、中国提出碳中和的战略背景

巢清尘 （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立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

首先还是要从科学上认识碳中和提出来的战略背景，它立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之上。自 19 世纪开始，科学家就对温室气体影响大气温度开展理论研究，之后又陆续进行观测试验。1988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IPCC”）正式成立。30多年，通过汇聚全球数千位科学家对国际公开发表的文献评估，毫无疑义确认了气候变暖是真实的、毋庸置疑的，近百年来人类大量排放温室气体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刚刚过去的2020年，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已经比工业革命前高了约1.2℃。《巴黎协定》规定，各缔约国应努力在 21 世纪末前将全球平均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2℃以内，并力争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之内。目前各国提出来的碳中和目标基本上是聚焦在实现 1.5℃的路径上，但已有上升幅度与未来目标只有 0.3℃的差距了。如果按照现在的排放力度，基本十年左右，到 2030年左右全球温度上升就会达到 1.5℃的警戒线。最重要的是升温以后的影响。有些文章（特别是对中国过去朝代的研究）认为，在温度高的时期似乎中国经济都是比较繁荣的。我觉得这个理解比较片面，因为过去的农耕社会和现代化经济的社会完全不一样，遭受的气候变化影响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当今的气候变暖在增速幅度上远远高于过去，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都将难以承受。同时现在的变暖是气候系统的整体变化，包括大气圈、水圈、冰冻圈、生态圈的各个要素都在发生变化，呈现频率和强度不断加速的变化。一个系统很难在短时间内较快适应。因此，需要全面、综合看待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问题。

为什么全球温升目标从2℃不断地往1.5℃聚焦？2℃和1.5℃虽然只相差0.5℃，但对全球很多方面的影响差异是比较大的？举两个简单例子：1.5℃和 2℃温升相比，北极出现夏季无海冰状况的概率将由每 10 年一次降低为每百年一次；21 世纪末全球海平面上升幅度将降低 0.1米，将使近 1000万人口免受海平面上升的威胁。确定温控目标，除了科学考量外，还有政治考量，主要是提高全球行动的紧迫性。将全球温升目标设置成 2℃，可能最终实现 2.5℃或 3℃；但如果将全球温升目标设置成 1.5℃，从现在看实现的希望有限，但可能会是 2℃。所以这就是科学和政治判断的综合抉择。

全球减排压力巨大。现有分析表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二氧化碳减排的影响大约是 7%左右。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在 2020年 2月 26日发布的国家自主贡献初始报告表明，现实情况异常严峻，按照各国目前的进展情况，2030年全球碳排放只会比2010年下降0.5%。但如果按照IPCC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 1.5℃以内的要求，要实现该目标，2030 年全球碳排放应该比 2010 年下降 45%。因此，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测算，未来十年全球二氧化碳每年排放至少要下降 7.6%。可是即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 2020年，全年二氧化碳排放也不过仅仅下降了 7%左右。再加上未来全球经济复苏以后二氧化碳排放反弹的压力，要实现未来十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每年至少下降 7.6% 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之所以不少国家在 2020年陆续提出一系列“碳中和”相关目标，影响因素之一是即将于 2021 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COP26）。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COP26 从 2020 年推迟到 2021 年。国际上对于 COP26 取得圆满成功可谓充满期待。大家的共识是新冠肺炎疫情好像是一只“黑天鹅”，但气候变化问题就像一头“灰犀牛”，应对气候变化是需要共同努力的。如果不能很好应对，气候变化将来可能变成“灰犀牛”，会造成更为明显、影响更大的灾害。

欧盟 2019 年以来提出了一系列绿色新政，美国拜登新政府也提出了气候政策。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很多行动的总体方向都是往绿色低碳不断发展。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合作的重要一方，需要寻找机遇，更好发挥引导作用，同时将生态文明理念落实到行动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第二大经济体，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张对全球的带动和引领作用非常明显。中国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既是立足于自身的发展需要，又顺应了国际发展潮流。

陈迎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技术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竞争的背景

2018年IPCC发布1.5℃特别报告时，对于控制全球温升1.5℃目标有不少质疑和不认可的声音。短短两年后到了 2020 年，各国就纷纷对标全球 1.5℃的目标要求，提出 2050 年碳中和的目标，似乎突然形成了全球碳中和热潮，其战略背景除了巣清尘主任从科学基础角度所详细解释的气候变化的挑战和风险之外，更需要跳出气候变化来看待碳中和问题。

我认为第二个重要的战略背景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当今全球需要一个目标来促成技术创新，到了催生一场新的技术革命的时候了。倒退十年，哪怕是提控制全球温升 2℃目标，很多人都嗤之以鼻，认为不可能实现。2018 年 IPCC 发布1.5℃特别报告时，很多人都觉得技术上根本做不到碳中和。但短短两年时间，随着技术进步，风能、太阳能成本大幅下降，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很多新技术露出曙光。虽然不是所有碳中和技术都已经是现成的了，但风能、太阳能成本下降的速度给了人们希望，其他一些研发中的关键技术，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望为碳中和目标提供强大技术支撑。不仅技术上可行，经济成本也大幅度下降，使得技术和经济上都能够支撑碳中和目标，同时创造出新的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第三个重要的战略背景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竞争。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关注中国，中国也影响世界。2018年拉开大幕的中美贸易摩擦是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标志，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中美关系一度更加紧张，虽然拜登政府上台后重返《巴黎协定》，但整个国际格局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在气候变化领域，围绕绿色发展，碳中和目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竞技场，各国在碳中和目标下的技术经济竞争和博弈，必将整合各种力量，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只是突如其来的短期冲击，难以改变大的趋势。疫情刚刚暴发时，有人以为可能会改变大国竞争进程，各国会摒弃矛盾、共同应对疫情的挑战。但实际上，疫情冲击反而放大和加剧了世界固有的矛盾。疫情冲击还警示我们，当今世界处理全球性危机的能力很弱，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尚且如此，设想气候变化引发严重气候危机时，人类该如何应对。在某种程度上，新冠肺炎疫情的短期冲击成为一个加速器，促使人类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迈向碳中和目标的大队伍里。此 外，COP26 正好也要求各国在 2020 年更新国家自主贡献（NDCs）和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诸多因素促使2020年成为碳中和的重要时间节点。

王谋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内生动力与国际压力

从国内原因来看，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站上了 10000 美元关口，再过几年可能就要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已经到了很关注环境的发展阶段，提出碳中和的目标总体上跟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是协同的。这是国内的发展需求，跟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是内生动力。

从国际环境来看，2020年中国提出碳中和的目标也出于对国际环境的考虑。中国需要寻找一些突破点，来应对国际压力。碳中和是一个远期目标，可以把分歧和博弈交给未来的技术进步，以化解当前零和博弈产生的矛盾。在国际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这是一种战略性选择，同时也能体现中国在环境领域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张莹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极端气候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对于碳中和的提出背景，既有来自气候问题本身的压力，也有来自气候问题之外因素的推进。

首先，全球碳中和的共识已经形成且在不断壮大。从国际上看，2020年之前初步形成碳中和意向的国家或地区规模就已非常可观。2017 年有 29 个国家签署了碳中和联盟的声明，作出了 21 世纪中叶之前实现碳零排放的承诺；2019 年马德里气候峰会上有66个国家承诺了碳中和的目标；截至2020年6月，已经有125个国家承诺了碳中和的目标，甚至不丹和苏里南声明实现了碳中和目标。2020年中国做出碳中和承诺，大大提振全球信心，促进碳中和的共识加快形成。

其次，从气候问题本身来说，科学认知也基本认定依靠自下而上的减排模式很难实现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 1.5℃的目标。2020 年一是《巴黎协定》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更新的年份；二是UNFCCC的COP26原定在英国召开的年份，英国特别希望使其成为里程碑式峰会。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促进下，各个国家更加强化碳中和的目标。最早提出碳中和目标的是欧盟这类长期比较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经济体，另外还有一些发展特别落后的国家，像苏里南，基本没有工业基础，现实中也能实现，因此积极提出了碳中和目标。虽然很多人预期拜登政府可能会提出碳中和的目标，但目前美国还没有做出官方承诺。而中国已经正式承诺要在 2060年实现碳中和。尽管有 100多个国家明确承诺了碳中和目标，但从国际关注度来看，目前中国提出目标后所受到的关注程度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这也是中国巨大的国际影响力的表现之一。如果美国在 2021 年提出减排的明确目标，可能正如东道国英国所期望的，碳中和将成为COP26最重要、最亮眼的标签。

此外，全球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繁发生也改变了很多人的认知，例如2021年2月美国得克萨斯州因极端严寒天气导致的电力供给中断事件，再次引发了各界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强烈关注。未来如果世界各地极端天气频发，人类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都将面临巨大挑战。因此，一些极端气候事件也会对气候变化相关认知，以及形成实现碳中和的共识与决心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后，除了气候问题本身的压力外，还应重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其实与碳中和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大。即使没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还是会在 2020 年时间节点掀起对碳中和目标的关注。但新冠肺炎疫情产生间接作用，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某些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全球经济在疫情影响下亟待一个提振因素，需要找到一个或几个领域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回顾历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促使美国意识到不能再依赖金融为主的增长模式。当时奥巴马提出绿色复苏，对可再生能源提供相当大的扶持。现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也需要一个投资点来拉动和提振经济。气候变化作为全球关注的重点，适逢其时。

张永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碳中和是“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下的战略选择

中国提出碳中和目标，不是战术层面的考量，而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是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发展理念深刻变化的结果。

简单回顾中国关于气候变化认识的转变历程。最开始国际政要到中国访问时，如果要跟中国领导人谈三四个问题，那么气候变化一定位列其中。但最早阶段，我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国内环境问题，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并没有太充分的认识。当时的发展观念认为，减排会影响经济发展，而发展是第一要务，所以中国要顶住国际压力。虽然环境保护也是国策之一，但由于发展模式还是传统工业化模式，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在当时是相互冲突的关系。因此，中国最早可以说处于“要我减”的状态。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中国意识到传统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减排符合自身内在利益。尤其在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在认识和行动上不断深化，采取了严厉的环保政策，现在则主动提出2060碳中和目标。

中国提出碳中和，从根本上是由于发展理念的转变，是中国探索可持续发展现代化的必然选择。2009 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提出 2050 年减排 80%，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不接受，因为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发达国家碳排放应该是负排放，而不是只减 80%。如果发达国家80%，就意味着温升 2°C对应的全球碳排放空间中，发达国家切掉了一块，剩下的归发展中国家。这显然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需求，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从 2009 年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不仅发达国家进一步提出净零碳排放，以中国为引领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十年时间真是沧海桑田，变化巨大。这背后反映了整个时代的深刻变化。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提出碳中和战略时，一些人可能会说，是因为中国的发展阶段不一样了。但是，发展阶段的变化并不是必要条件。美国的发展阶段很高，但在特朗普政府执政下，它也没有提出碳中和，而是要回到铁锈时代的传统化石能源。全球碳中和意味着，以后全球发展都遵循低碳模式，贫穷国家不会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以低碳的方式实现经济起飞。因此，发展阶段既不是提出碳中和战略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至于减排的国际压力，其实一直都存在，不是现在才有。如果 2060 年碳中和的目标不符合中国根本的战略利益，中国一定不会在国际压力下做出这种承诺。国际承诺是要兑现的，且并非到 2060 年才兑现，而是从现在开始，就一步步被国际社会盯着。因此，中国提出碳中和不是迫于所谓国际压力。中国提出碳中和的根本原因，是基于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从现在到2060 年有 40 年时间，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大数也是 40年时间。前一个 4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在走传统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路径。这个路径不可持续，很难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未来 40 年，中国经济会发生彻底转变。中国进入全面开启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发展阶段，碳中和就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二、中国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张永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

一是如何认识碳中和的机遇和挑战。碳中和是战略考虑，意味着战略机遇。需要明确的是，我们讨论碳中和的机遇和挑战，并不是说对比一下机遇和挑战，由于机遇大于挑战所以才选择实现碳中和，而是说碳中和是必须要走的路，这条路背后有着大量的机遇，当然也是巨大挑战。碳中和不是一道“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实现”的应用题。实现碳中和发展范式的转变是中国不得不做的事情，是全人类必须要实现的转变。新旧转变意味着经济发展内容和方式的重新塑造，孕育着大量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

二是不能仅从 GDP 增长的狭隘视角来看碳中和的机遇。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其一是现有 GDP 中的一部分内容，更多的只是商业上的成功，对增进社会福祉并不总是有用，个别甚至有害（如烟草、垃圾食品等）；其二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增强人类福祉，而福祉又包含很多无法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内容，例如生态环境、文化以及一些社会公共品。过去传统工业化道路不太强调这两个问题，可能是“高增长、低福祉”的路径，而现在理想的路径是“高增长、高福祉”，其中非商业化的内容也非常重要。当然，高增长也是相对的，中国增长速度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因此，一方面，需要用不同指标测度经济发展绩效；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改变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和传统工业化路径之间做出取舍。

三是碳中和机遇蕴含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其一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即用更绿色、更先进的技术去生产，这里面蕴含大量的机遇。大部分产品最开始在市场中出现时都是奢侈品，价格较高；但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演进，成本会大幅下降。例如，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从无到有，成本由高到低大幅下降。其他绿色技术、绿色产品的发展也是如此。其二是生活方式的转变中蕴含大量的机遇。仅仅有生产方式的转变对于实现碳中和是不够的，生产方式的转变有时候可能会更多地刺激生产和消费的扩张，就像前面讲的“杰文斯悖论”一 样，最后不一定会有利于改善环境。实现碳中和，必须伴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关于美好生活的定义和价值观念 若不发生改变，单纯依靠技术去实现经济发展和资源消耗的脱钩，将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四是在碳中和机遇的实现机制中，预期非常重要。如果社会上存在碳中和的稳定预期，认为世界会朝这个方向发展，那么企业就会在这个方向上寻找商业机会，相关投资也会跟进，整个发展内容会随之发生变化，预期就会自我实现。这种发展范式的转变，是从一种状态跳到另外一种状态，新的局面被打开。绿色发展需要行动。但是，在没有看到足够的绿色发展证据时，政府或企业往往担心风险过大而不采取行动。由此会进入一个矛盾境地，即没有证据就没有行动，没有行动也就没有证据。这时候，就需要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和企业家，他们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机遇，能够预见到一旦采取某些措施就会出现新的局面。绿色转型其实非常考验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发展理念，而发展愿景往往具有“自我实现” （self-fulfilling）的机制。至于具体实现路径，我们无法准确预见从现在到 2060年碳中和会如何发生、哪类技术或新产品会出现。但是，基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坚信在施加碳中和的新约束条件后，只要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就会有很多想象不到的大量绿色新需求和新供给出现。就像改革开放之初，没有人预料 40 年后今天的巨大变化一样。

五是要理解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关系。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不是说先碳达峰，然后再讨论如何实现碳中和，而是从现在就要开始以碳中和的发展范式来考虑碳达峰的问题。要从现在开始制定碳中和的目标，碳达峰只是碳中和的一 个过程。现在很多人讨论，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至少用了40 年时间，有的长达 70 年，而中国只有 30 年的时间。时间短当然意味着挑战也大，但同时也意味着还没有锁定在高碳状态，转型成本相对较低，并且在很多方面可以实现蛙跳式发展。如果碳达峰以后仍延续传统的发展模式，那么碳达峰后 100 年也不会自动走到碳中和， 反倒会锁定在高碳状态。一些人认为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长短很重要，背后的依据就是所谓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倒 U型曲线（EKC）。但是，这个曲线是有问题的。如果发达国家没有贸易自由化和产业转移，是很难出现所谓“倒 U 型曲 线”的。如果看发达国家的消费端，就会发现其碳排放一直在上升，可能在一定阶段会出现平台期，碳排放增长会缓慢一点，但很难大幅下降。如果不彻底转变发展内容，是不可能自动减少到低碳甚至零碳状态的。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不是一个自然过渡。要实现碳达峰，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就可以实现，只是加一把劲会实现早达峰或低峰值的问题。实现碳中和则不同。中国目前的 100 亿吨碳排放，2060 年前都要通过减排或中和的方式实现净零排放。中国目前 100 万亿元 GDP 的经济大厦，就是建立在大约 100亿吨碳排放的基础上。碳中和意味着，整个经济大厦的基础要发生彻底改变，这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

六是实现碳中和最大的挑战不在于生产技术，而是生活方式、发展观念的转变。人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内容、商业模式、利益格局、体制机制，都要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从小生活的世界以及接受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很大程度上都形成于传统工业时代。现在要转变到新绿色发展时代，新旧发展模式转换的基础条件还有很多都不具备。这些挑战反映在很多具体环节。所以我们做研究的过程中，有时很乐观，有时又比较悲观。乐观的是，能够通过专业知识看到人类发展面临的危机及其根源，并知道彼岸在哪里；但悲观的是，从此岸到彼岸，需要一个梯子。这不是学者能做的，需要政治家和全社会的一致行动。各种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如何找到有效的路径就是一个大的挑战。

巢清尘 （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

欧盟之所以是气候变化的旗手，我的理解有三个维度。一是欧洲所处的气候带，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为敏感，因此对气候问题非常关注。二是欧洲的环保技术全球领先，出于将来技术出口、技术竞争的一系列考量。三是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最能体现道德制高点的领域，欧盟期望以气候变化为切入点来推动获取更多国际政治的主导力。

对于中国而言，首先，从气候环境角度来看，中国也受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处于全球气候的敏感区。应对气候变化对老百姓来说最重要的好处是环境改善。2013 年大范围雾霾提醒了全国人民重视环境和气候问题。环境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国家主导政策，但气候变化似乎在之前两三年没有得到强调。现在国家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后，实际上是从污染防治的源头去考虑“2035 年美丽中国建设”的问题了。其次，从技术角度来看，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对绿色低碳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会起到很大的带动作用，这些也是新一轮技术革命中的重要方向。以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高科技新兴产业，包括智能电网、智能交通，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新能源的转型将带动一大批就业，新技术产业将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迎来重要契机。最后，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以保护地球、保护气候作为道德制高点符合普适人类价值观，所涉及的理念、观念变化将带来治理结构和投资导向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对未来中国的全方位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面临的挑战也很多。从发展阶段上，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基本是40~70年，而中国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从资源禀赋上，在中国能源结构的一次能源中，化石燃料占比约85%，转型可谓不易。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惯性要持续一段时间，未来经济发展要维持不断增长，能源消费量还会继续增长。一些新技术如碳捕获、收集和封存（CCS）技术，尚未达到大规模普及的程度，空气捕获技术（DAC）更是需要加强研究。实现碳中和，负排放需要依靠生物质能加碳捕获、收集和封存（BECCS）技术，这涉及土地供给的约束。此外，中国还面临国际压力的挑战。中国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后，国际先是叫好声一片，但随后就有舆论质疑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点。这些都需要加强解释、增进互信。

最后，从转型路径的角度，中国必须要尽早实现碳达峰，才能为碳中和赢得先机。这意味着 2025－2035 年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是从美丽中国到后现代化建设里最重要的时间窗口。

陈迎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个目标的两个阶段，一定不要割裂来看。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成八大重点任务之一，就是看到了其紧迫性，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布局，“十四五”期间非常关键。如果还任由经济在原来的发展道路上前进，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后，一些地方极力拉动经济增长，很容易重蹈高碳发展的覆辙。如果不能尽早碳达峰，将对后续的碳中和目标造成更大压力。因此，必须要以碳中和目标为约束来指导近期的碳达峰行动。

摆在眼前的一个巨大挑战是所谓“绿色复苏”。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经过两三个月就在中国被控制住了，中国经济反弹太快，还来不及绿色转型就已经复苏了。到2020年5月，中国的碳排放就已经达到了上年同期水平，下半年的碳排放水平超过上年同期。中国还来不及进行绿色转型布局，经济就基本上在原有模式下复苏了。因此，2021 年要立即做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十四五”期间各地规划产业布局时都要贯彻碳达峰、碳中和的思想。现在基层对于碳达峰、碳中和的理解还差得太远。2021 年全国“两会”之后，中央的声音进一步传递到地方。希望我跟巣清尘主任主编的《碳达峰、碳中和 100 问》的科普读物能在社会基层广泛传播和普及。毕竟社会发展有很强的惯性，好的理念需要真正落实到具体行动不可能一蹴而就。

长期来看，碳中和的挑战与机遇对于不同行业是不一样的。在充分肯定未来发展机遇的前提下，对眼前巨大的挑战要有充分的准备。如果不能通过转型发展渡过眼前的难关，也就等不到未来的机遇。面临挑战最大的传统行业应该是煤基产业，涉及采煤、运输、转化、利用以及煤化工等众多环节的产业链。煤基产业在中国的经济体系里占有重要地位。2020年，煤炭总消费量占比 56.8%，煤电装机容量占比 49.1%，煤电的发电量占比 60.8%，煤化工还提供了千家万户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产品。[2]庞大的煤基产业不是可以说关就关、说停就停、说不要就不要的。转型过程中也面临风险，公正转型是一个巨大挑战。煤基产业链中都是大型国企，它们高度关注和重视碳中和目标对自身发展和企业转型的重大影响，很快就组织人员研究。未来，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建设中，煤电在一定历史阶段仍要发挥保障供电安全的“压舱石”作用。对于煤炭产业的大国企而言，转型发展也面临很多机遇，除了增加新能源投资之外，由于自身现有碳排放量巨大，在碳交易市场有很强的话语权。只要转型得快、应对得当，相比其他公司就能够形成相对优势。此外，针对未来CCS的技术需求，这些大国企还可以发挥技术创新的优势，利用拥有的技术储备和商业化的优质条件，通过技术和服务谋取利润。

最后，关于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印象中，美国人普遍缺乏环境保护的情怀，没有为全球低碳做贡献的理念，固守高碳生活所带来的舒适感。欧洲生活品质也很高，但相对比较低碳。中国现在确实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按照美国那样的生活方式才叫幸福生活，还是可以结合中国的文化和国情，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克制地过一种比较简约、低碳的生活？关键在于教育和宣传。目前网络购物便利，加上铺天盖地的宣传，在拉动消费的同时绿色低碳消费的声音很弱。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并不排斥物质享受带来的幸福，但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应更加强调用可持续、绿色消费的理念过简约的生活获得精神上的追求和满足。中国要避免走到高碳生活方式再回头，而是应该从现在开始直接走向比较绿色简约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王谋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

尽管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个目标的两个阶段，但从机遇和挑战分析的角度来看，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不一样，需要做不同的事情。

2030年前也就是碳达峰的实现过程中，中国经济社会总体还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面临产业、技术升级，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也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环境协同治理是最大的挑战。尤其是在中国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和居民对经济增长的渴望非常强烈，但环境意识相对薄弱，容易产生不理性投资以及因此产生的技术锁定效应，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消化这些投资造成的环境负面影响。因此，虽然碳达峰被认为是按照中国当前经济社会既定发展惯性推进即可能实现，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路径和选择仍需重点关注和把控。

碳达峰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达到新的水平，整体进入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基本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代替经济规模和总量的快速增长成为发展方向，生态文明建设也将进入转变经济社会发展范式的新阶段。这些新形势将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积极支持。技术领域，在实现碳达峰目标之后，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部分领域如可再生能源技术等甚至可能全球领先，可以降低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成本，甚至引领全球碳中和行动中的部分进程。

张莹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原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长期关注与研究气候变化对就业的影响。从研究结论看，不管是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积极采取举措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就业影响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但在就业的创造和减少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上，存在一些错配问题。

一是行业错配。一些行业会面临很大的发展机遇，但另一些行业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冲击，甚至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二是时间错配。在绿色投资对经济和就业产生正面影响之前，一些高耗能项目和产业退出的负面影响会很直接、更快地反映出来。机遇的实现有时滞、是一个长期过程，挑战的到来会更早一些。

三是空间错配。碳中和带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相关行业发展，例如江浙地区的太阳能行业、京津冀地区的风电行业等，但山西等其他主要依赖煤炭资源禀赋的地区却缺乏可再生能源。从空间上来说，有一些地区可以迎接碳中和的机遇，另外一些地区却只能面临碳中和的挑战。如何帮扶那些过去依靠传统化石能源及相关行业产业链的地区实现转型也是一个问题。

四是就业技能和能力水平的错配。尽管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会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但很多需要专业的技能水平，因为能源转型受影响群体很难在碳中和新时代里找到新工作，需要针对这些群体加强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以确保没有人会被时代转型的大潮落下。

禹湘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

工业碳排放占中国整体碳排放总量的70%以上，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工业碳达峰目标的实现不仅关系中国碳达峰目标的实现，也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进展。当前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过程形成历史性交汇，要缓解在全球温室气候排放等问题上的国际压力，迫切需要实现工业发展的绿色转型。

因此，应对当前气候治理国际形势，履行中国自身减排承诺，中国工业的发展既需要考虑国际社会的期待，还需要考虑国内亟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推动疫情后经济复苏和持续高质量发展。如何将中国工业实现碳达锋和碳中和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相适应，必然会对中国工业未来发展战略和方式提出新的挑战。传统的环境经济学把碳排放当作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因素，将无法满足未来碳中和实现路径的需求，中国的低碳发展之路将是以碳减排带来的技术革新、就业增长、福祉提升等驱动的经济增长。工业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将是带动中国碳减排及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

未来，工业实现碳中和可以从工业生产基本单元入手，推动零碳工厂、零碳园区、零碳产业的创建，同步发挥需求侧对生产侧的拉动作用，依托新能源车、可再生能源大规模使用等消费环节的推动。技术创新在工业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尤为重要，通过技术创新驱动工业整体绿色转型，充分利用技术发展和科技创新实现工业净零碳发展，推动技术成本快速下降，进而促进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往附加值高、环境成本低的方向发展。推动气候变化全面融入工业产业建设发展及转型升级工作，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各方面与工业产业的协同发力，推动工业产业沿着绿色低碳循环轨道持续发展。

三、未来展望：开启新的全球碳中和时代

张永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

碳中和是中国引领世界发展的一个机遇。中国 GDP 已达 100 万亿元，差不多是德 国、意大利、日本、英国、法国五个发达国家的总和。假定 5%左右的年增长率，中国 GDP 将在 15 年实现倍增，从 100 万亿元增长到 200 万亿元。这个崛起速度会超出大部分人的想象。2035 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从现在到2035 年短短 15 年是中国的时间窗口。应利用后发优势，以新的发展方式增加100 万亿元 GDP。发达国家则不同，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已经基本锁定，转型成本实际上更高。

与美国和欧盟相比，中国在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有很多独特优势。未来在绿色转型和气候议题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中国有条件担任引领者的角色。一方面，美国很难担任该领域全球领导者的角色。美国两党对立，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处于两个极端，政策老是变来变去“翻烧饼”。美国的政府换届对全球气候治理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难以像中国形成前后一致的预期。此外，当国家面对重大转型需要一致行动的时候，美国行政与国会的关系、联邦和州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都存在各种制约，使其难以做到全国动员、步调一致、形成系统性力量。另一方面，欧盟虽然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比美国更进一步，但欧盟的体制特征，使得其心有余而力不足。中美欧合起来占全球碳排放的 50% 以上。如果这三大经济体携手合作，基本上就可以左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因 此，中美欧合作非常重要，相互之间不是零和博弈。

除了中美欧外，还需要非常重视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作用。碳中和实质意味着一个新的发展范式。如何能够帮助非洲等欠发达地区以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来实现经济起飞，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而言非常重要。非洲经济起飞面临的发展理念、技术条件等方面，与工业化国家完全不同。希望中国和欧美能够通过技术和理念分享，帮助非洲这样的欠发达地区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实现发展，而不是让他们再走工业化国家不可持续的老路。

最后，再次强调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很多人可能将其看作乌托邦式的想法，其实并非如此。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系统性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商业力量推动的。在农业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与工业时代的定义完全不同。如今又到了需要渡过的危机关口。这并不是处在十字路口“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如何做”的应用题。解决人类问题必须要有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关于生态文明，习主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这个发展理念非常重要。新的发展理念对应的是发展内容，资源的概念、商业模式、体制机制等，都需要随之改变。

巢清尘 （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

从国际来看，大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依靠任何一方单独行动都是不现实的。中美欧应该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美国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中美可以合作的重要领域，但也特别强调不能拿气候变化合作跟其他议题做交易。欧洲同样在贸易、技术领域与中国存在很多竞争。从合作的角度期望中美欧有实质性的进展仍然存在较多障碍需要克服。

对国内来说，碳中和是远景目标，碳达峰是过程。目前来看，在碳中和的目标之下，理想化的内容还是偏多。各地各行业已经或正在制定相关行动计划，但能不能落实和实现仍然是一个问号。碳达峰和碳中和，尤其是碳中和涉及全经济领域的深度转型，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总体来说，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看，碳中和未来的蓝图是非常美好的，但需要谨慎乐观，考虑实现道路的曲折性。

陈迎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

展望未来，全球开启了一个面向碳中和目标的新的竞技场，各国如同站在不同赛道上开展激烈的竞赛，其中中美欧是这一进程的决定性力量。那些跑得更快、以更低成本做得更好的国家将在未来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取得更多话语权，这就势必带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

中国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才能够引领全球。中国刚刚提出碳中和目标时就有一些国外媒体提出质疑：中国的具体减排路径和措施是什么，中国会不会通过“一带一路”向其他国家转移污染和排放，中国政府决策能否获得普通老百姓的支持等。“十四五”时期是重要的窗口期，也是一块“试金石”。如果“十四五”时期不能够很好地把国家政策落地，不能够很好地转换发展路径，中国在国际上不仅不能发挥引领作用，反而会受到攻击。全世界都在盯着中国的表现，中国必须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碳中和需要构建与之配套的多种政策工具协同发力的政策体系。行政命令与市场机制要发挥各自优势，协同起来。碳市场是促进减排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正常的价格信号当然会促进中国绿色转型，但如果价格出现扭曲就会起反作用。欧盟碳市场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不断发展，建设过程中有很多值得汲取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经过几年的试点摸索，全国性碳市场即将于2021年6月正式上线，目前只覆盖电力行业，未来需要扩展到更多行业。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交易主体差异化越大，则交易动力越足，否则企业高度同质化，交易活跃度就会降低。

张建宇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国实现 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不仅需要协调各部门搭建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同时也需要形成明确的市场预期从而撬动各领域资本的支持，其根本是形成并发现覆盖各行业领域范围的碳价信号，而持续推动建设并完善全国碳市场是形成碳价信号的核心抓手。习近平主席在4月22日举行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中国将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在4月27日举办的国新办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进展情况吹风会上，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也再次明确要加快推动碳市场建设，在“十四五”期间推动全国碳市场稳定运行、持续发展，同时扩大覆盖行业范围以及参与交易主体的范围，引导更多的资金流向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随着碳价信号渗透到各行各业的决策流程中，这不仅将为加强气候变化风险识别和管理提供关键指标，同时碳中和目标也将融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为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王谋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

碳中和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碳达峰最终走向碳中和，各国实施路径可能不会有太大偏差。因此，碳中和应该是比较容易凝聚共识的议题，能促进全球共同行动。由于疫情后中国经济快速复苏，碳中和概念在中国的热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需要冷静看待碳中和问题，认识到中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挑战尚存，防止一拥而上形成认识和投资的泡沫；同时也要认识到碳中和需要长期和持续的关注和投入，不应急于求成，需要基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踏踏实实、持之以恒以碳中和为目标要求，不断推进能源、产业结构、技术升级，消费模式调整，最终实现碳中和目标。

在实现碳中和的政策选择上包括行政、经济措施等，经济措施包括碳税、碳市场等政策选择。基于市场的经济措施可以对各国自上而下的碳管制行政措施构成补充，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市场行为主体选择行动的灵活性并降低实施成本。中国可深入评估和应用这些经济措施，并根据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特征采用不同的经济措施，提高碳管制效率并降低碳达峰、碳中和的总体社会成本。

张莹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

国际绿色合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关于气候问题在整个国际问题里是不是独立的议题，中美两国有不同的看法。2021 年 3 月 2 日，美国气问题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剑桥能源周（IHS CERAWeek）上的讲话强调，气候议题是美国现在的外交重点，中美合作非常重要。他明确表示，美国认为中美气候合作是独立的议题，不会与其他问题放在一起考虑。而中国认为中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不是温室花朵，必然与整体的中美关系息息相关。美国不要指望在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的同时，又要求中国在双边事务和全球利益中给予美国理解和支持。可见，中国的态度很明确，中美必须要在其他问题上有一定共识才能在气候上达成合作。中美立场的差异已明显体现。因此，未来中美之间在气候领域的合作，相信也很难一帆风顺地推进下去，两国应该在分歧中寻找共识，以双方都认可的方式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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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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